法理与情理的平衡 ——观《底线》有感

　　泰安中院  张荣艺

　　随着抖音、微博等社交软件的广泛使用，越来越多的案件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，案情的讨论不再局限于法院、检察院等专业场所，而越来越频繁地走进街头巷尾，法院处在社会矛盾的出风口，法官必然无法与舆论产生隔离与免疫。

　　社会舆论对于司法案件的关注是一把双刃剑，一方面，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是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一环，公众从情理出发作出的判断是法院判决的重要参考。另一方面，公众的情理判断不能替代专业的法理判断，极少数情况下，也不排除别有用心之人利用网络造势干扰判决结果，谋取私利。法官如何顶住社会舆论的压力，作出合乎法理和情理的判决，从而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，这是值得每一个法院人深思的问题。

　　《底线》中，雷星宇案件一审时，主审法官与合议庭成员“吵架”到红眼，在辱母行为停止后以及警察出警后侵害紧迫性是否成立、捅刺细节是否存在攻击性、放置刀具是蓄意还是临时起意等专业性的法理问题上争论不休。一审判决作出后，社交网络一片哗然，公众更多的聚焦于辱母情节上，从感性和伦理的角度看待雷星宇的捅刺行为，舆论更是曾一度被讨债催收群体主导，以试图混淆视听，浑水摸鱼。

　　一审判决立足于法理本身，在专业性的问题上深入探讨和挖掘，不能称之为“错案”，但是在封闭式的思维图景里，从案发后的彼时彼刻倒推案发时的情形，无法摆脱案外人的视角和局限，而公众朴素的情理，更能体现案件背后的人性和良知。面对汹涌的民意，二审法院首先做的是澄清谣言，还原事件原貌，引导公众从情绪化的宣泄转为对事实本身的讨论。在充分衡量情理与法理的基础上，二审作出了改判，其意义在于，舆论虽然不能代替审判，但有时候需要舆论去唤醒我们的感性，以免良知在技术主义的深渊中沉睡不醒。真正好的判决，必然是平衡情理与法理，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

　　“法非从天下，非从地出，发于人间，合乎人心而已。”在情理与法理的冲突中，都是人民群众对于司法的期盼，每一本卷宗的背后，都是一场悲欢离合，每一次案结事了，都是法官的向往期盼。法官是严肃的，更是温暖的，平衡法理与情理，充分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，才能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与正义。